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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文书”中国地方文献的奇葩(图)

档案工作者在解读锦屏文书。金萱 摄

中外专家在文斗考察。杨胜屏 摄

    锦屏文书产生的区域以锦屏为中心区,包括黎平天柱剑河三穗台江以及湖南省靖州、洪江、会同等清水江中下游苗侗族地区。这一地区同时又是传统的林区,林产资源特别丰富。这里地处黔头楚尾,自明初至清雍正时期一直是湖广省的西部边陲,往上即是令当时汉人不敢雷越的“化外生苗”之区,此时期封建王朝对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基本上是到此而已。清雍正时期,鄂尔泰、张广泗等武力开辟清水江中上游地区,疏浚清水江、亮江等河道,汉族封建经济和文化于是以锦屏“三江”等地为跳板迅速向上游发展。到清乾隆时期,锦屏、天柱等地已成为贵州省封建林业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溯江而上的汉族封建文明于是在这里大量积淀,锦屏文书便是这些文明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锦屏文书的数量随着林业经济的发展兴衰而起伏波动。目前发现的锦屏文书最早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距今约四百年。而大量出现则是在清乾隆以后,尤其以嘉庆至道光年间为多。据估计,锦屏、天柱、黎平等五县民间所保存的锦屏文书约有三十万件。

    锦屏县有关部门早在1980年就开始收集民间契约等文书,2001年与中山大学合作以后,收集抢救的力度加大。2005年,贵州省官方将锦屏民间契约等文书正式命名为“锦屏文书”。2006年以后,省有关部门将锦屏文书的辐射区域扩大到天柱、黎平、剑河、三穗、台江等清水江中下游县份。2010年2月,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年10月,在锦屏召开的首届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将锦屏文书定位为继徽州文书之后的全国第二大地方性文书。

    锦屏文书的形式和内容
 
    锦屏文书的形式
 
  锦屏契约文书以纸质为主。纸种有质量较好的棉纸和毛边纸,有本地产的质量较差的土纸。纸张的规格大小不一,随意性很大。其中最大一张是固本乡培亮村范修谭家保存的山田财产清册,其长2.08米,宽0.528米。多数契约宽和长在0.3-0.6米之间。除纸质外,还有石质和布质契约。村寨或者家族间发生重大的山林权属转移或是重大的山林权属纠纷得到有效解决,人们则将权属转移契约或纠纷仲裁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村寨中醒目处,以供子孙“永远为据”。此类碑碣在锦屏、黎平、天柱等县各乡镇仍多有所保存。布契则是用尚未染色的苗侗布书写的契约,此类目前所存不多。
 
  主要内容。锦屏文书内容涵盖了清水江流域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大致可以分山林土地等财产买卖契约、山林土地租佃及股份分成契约、财产登记簿册、典当借贷契据、乡规民约和民间矛盾纠纷调解及诉讼文书等五大类别。其中第一、二类占多数。
 
    山林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包括赠予、析分等契约,是锦屏所有契约文书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约占总数的40%。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时期,也无论是侗苗族聚居区还是汉族村寨的,其形式大体相似,通常都包含立契主题、立契人、出卖山林土地缘由、山林土地来源、地名和四至、买主、价格、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中间人和书契人、立契时间、执契人等方面的内容,有税的田契还注明所承担的税数。较当今国家颁发的山林土地和林权证书要具体得多。在土地买卖契约中,立契人或是单个人,或是多个人,也有房族或“桥头会”、“南岳会”等民间会社组织。立卖契约大多都说明原因,如“缺少口粮”、“生理亏本”、父母亡故、治病、婚嫁,或应付夫役差费、诉讼、捐买官职、还债等。
 
    契约强调互惠平等,绝大多数契约中都有“自愿”或“自己情愿”等字眼,有的契约中还能看到“此系双方自愿,并非逼迫”之类表白。但在实际的买卖过程中,当事双方围绕着利益往往进行着激烈的博弈。今平略镇岑梧村陆姓始祖系湖南到今启蒙镇华洞村种山的佃户,清康熙后期,倾其所有向韶霭村龙氏家族买今岑梧数块山场作居住和生产用地,韶霭人自恃寨大族众,以父卖子翻、更换姓名、地名苗汉称谓相异等手段先后翻了4次。可以说,每份契约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或悲或喜的动人故事。
 
    从目前收集到的契约资料来看,清代锦屏土地财产的出卖转移基本上为“断卖”和“绝卖”,土地所有权只需要一张契约便完成从一个人手中到另一个人手中的转移。为了防止卖者对卖者所出卖土地的藕断丝连,除了在契首加上“断卖”字眼外,有的契约中还加上“一卖一了,父卖子休,高坡滚石,永不回头”之类的语句,但也发现有少数如中原地区明清时期所经常出现的土地“活卖”现象。
 
    佃山造林契约,也是锦屏文书中的重要一类。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木材贸易的发展繁荣,人工造林成为最重要的林业生产方式,山场租佃成了最常见的林业土地经营方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它反映了清水江中下游林区林业生产关系中的最本质的关系。佃山造林者多为少地或无地有农民,但也有一些佃户同时又是山主,即一方面将山场佃给他人栽种,另一方面又佃种别人的山场。这其中存在着较复杂的山主、佃户、栽手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锦屏特有的租佃关系,即未婚女子为了今后出嫁时多得几份嫁妆,结伴去佃种他人的山场,民间将这些林木称为“姑娘林”。
 
    佃山造林契约由佃山契约和股份分成合同组成。一般先立佃山契约,确立主佃关系。佃户按契约规定要求将所佃山场全部栽上杉苗,等待四至五年、所栽杉苗全部成林封行后,主佃双方再订立佃户所栽杉木的股份分成合同。分成合同签定后,主佃双方的雇佣关系即宣告结束,双方均可自由处置所分得的林木股份。
 
 
    锦屏契约文书五个明显特点
 
    第一,锦屏文书以林业以及与林业有关的契约文书为主,重点记录和反映清水江流域苗侗族地区的古近代林业生产关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缺乏反映封建林业生产关系文献资料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古代经济文献资料的两项空白。更为重要的是,清水江林业契约等文献资料不但记录和反映了这一地区三百多年中山林土地等权属买卖转换的真实情况,而且也记录了林区山林经营管理的方法和经验,从这些契约文书中便可破解这里数百年来为什么青山长在、江水长绿、生态长好的深层原因。
 
    第二,具有其他地方文献所少有的归户性、完整性和连续性。徽州文书等因产生的时间较早,零散不堪,极难与文书所记载反映的环境、人物和事件联系对接。而锦屏文书则基本上是以户或家族为单位保管,有的家庭保管该家族十多代的契约等文书多达上千份。锦屏等地民间对契约等文书保管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一般由长子保管。契约文书以山块为单位存放,同一块山场所形成的买卖、租佃、管理、股份分成以及权属纠纷诉讼等文书资料均有序放在一起,用布或纸包捆成扎,封皮上标注山场田块名称。几块较接近或有关联的山场田土的契约文书又捆成一大扎。打开起来,每块山场田块的来龙去脉变化一目了然。加池村姜绍烈家的有几块山场自清乾隆时期至1951年两百多年间的历次变化都清晰可辨。因而,是当今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资料。
 
    第三,受封建国家影响力相对较小,契约文书中“白契”多,加盖官府印戳的“红契”少。在所收藏的契约文书中,属于“红契”的不到总数的10%,而且多是水田买卖运动类契约,其余90%以上的均为未加盖官府印戳的“白契”。单契多,连契少。乾隆、嘉庆两朝,贵州省布政司均下令要求各地民人持所有田山契约到所在府县盖印验证课税,实行粘连契。锦屏等林区山多田少,而官府历来重田轻山,课税往往按水田计征,对林业采取“无为而治”,山林基本无课税。除少数因担心今后发生权属纠纷而主动到官府要求验证盖戳外,大多数都未将契约交官府验证盖戳。民国时期,贵州省民政厅多次下文要求各地民众将买卖契约送所在县验证课税,于是民众买卖水田契约基本上都到县府交税加印,较多地出现粘尾连契约。而山林等其它契约文书则仍是以“白契”居多。
 
    第四,文字记述中有所谓“夹侗”、“夹苗”的现象。锦屏等地是侗苗族聚居地区,由于当时人们对汉语掌握还不是很好,或是有些名词实在无法汉译,所以在书写契约时往往夹杂有“苗腔侗调”,尤其是地名上为明显,多是用汉字直记其音。同时也由于汉语的一音多字和人们对汉语掌握水平的不同,同一地名往往有不同的写法。这就为解读锦屏文书带来一定的困难。但这些“夹侗夹苗”,却又是研究侗苗族古近代语言发展的难得资料。
 
    第五,具有很强的现实功用性。锦屏文书中大量记载有清代至民国末期三百多年间清水江中下游林区林业管理、林权合理转移、林地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对现阶段国家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生态环境建设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同时,有相当部分契约文书对调解民间山林土地可能性纠纷,维护林区农村社会稳定,增进人民和谐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锦屏文书民间大量保存的原因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土地改革、“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中损失了很多,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契约文书被保存了下来。1952年土地改革后,封建土地私有制被废除,作为山林土地私有凭据的契约文书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但锦屏等地民间契约缘何还大量保存?其中原因有三:
 
    首先,对汉文字的崇拜。明代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统治的加强和木材贸易的发展,湖南、江西等较发达地区的汉族人民陆续进入锦屏等地。藉着掌握先进的文化和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进入此地的汉人往往以“上等人”自居,对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态度,而作为思想交通工具的汉文字则成了汉人对少数民族实施歧视和压迫的工具之一。深受歧视和压迫之苦的苗侗族人民,对魔法一般的汉字开始是恐惧和敬畏,如同鬼神一样,对之态度虔诚有加。继后则对之渴求,希望通过掌握汉文字能达到与汉人平等交往,以摆脱受歧视和压迫的地位。这也是这里的人们世代热衷于办学、发展教育和对文字特别珍视和崇拜的原因。过去,对凡写有文字的纸张,不管有用与否,人们不轻意销毁。
 
    其次,对国家林业政策不认同,对契约管理山林时代的怀念。1952年以前的数百年间,契约是人们山林土地等私有财产的凭据,人们世代凭借契约对山林土地进行有效管理,自由处置山间所产,收入无须问经他人基本归己。1952年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对各阶级的土地所有进行调整。但工作做的不彻底,有相当部分地主、富农的契约文书没有被销毁,而中农、贫农的则基本不动。在1956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林业分配上片面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广大造林者的利益都被忽视,群众只有造林的责任,而自由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木材等林产品的权力非常有限,能够从林业上获得的利益较少。之所以,老年群众大多对过去契约管理山林时代抱有怀念心理,有的群众还幻想这些文书能重新发挥其原有的私有财产凭据作用,有的甚至还凭契约文书去管理山林土地。所以对所保存的契约文书特别珍视。
 
    再次,国家林业政策变化频繁,执行不彻底,给契约文书留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在1952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家林业政策变化较频,而且每次变化执行都不甚彻底,有的甚至半途而废。加上在具体工作中,有的基层干部工作粗糙、简单,不但群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体现,而且还留下许多“后遗症”,导致山林权属纠纷频仍。对解决山林纠纷,基层政府组织习惯上常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山林“三定”等时期的档案资料作依据,但由于当时工作粗糙,多数未形成和留下可凭的档案,相当部分契约于是成了调解山林权属纠纷的重要参考资料。
 
    锦屏文书内涵丰富,涉及到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林学、档案学等诸多学科。目前虽然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但对其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尚未真正开始。之所以,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对锦屏文书这个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研究,使其作用尽早发挥出来,为发展地区经济、构筑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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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秩名 ][责任编辑: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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