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义四台：一万年前坝上草原的“新文化”

作者：赵战护（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贾格生淖西侧的坡地上分布着一处重要遗址——四台遗址。遗址2004年被发现，后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由于发现7600多年前的素面陶器、炭化粟、黍遗存及万年前后的定居村落，引起学界的关注。从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其进行持续地发掘，同时不断融入新方法、新科技，四台遗址考古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四台遗址位于河北西北部坝上高原地带，地属蒙古高原东南缘，是近年在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新旧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为我们展示了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罕见的多层堆积。根据C14测年，四台遗址的文化遗存年代在距今10400～6400年间，是我们认识华北北部，乃至东北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重要遗址。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四台遗址第一、二组遗存（距今10400~9000年），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和半地穴房址为代表，文化特征明确，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其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可能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文化根源之一，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四台遗址出土的尖圜底罐，是与北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目前，在四台遗址主要发现了距今10400～6400年间的四期文化遗存：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新旧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第一期遗存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旱作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遗存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遗存距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遗存，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遗址地层清楚、年代明确的多期文化遗存，对建立中国北方新旧过渡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中华文明的孕育过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遗址发现陶器残片300余片，是同时期遗址中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陶器烧成温度不高，陶质比较疏松，器型主要为筒形罐、尖底罐、板状器；不仅出土有平底器，还有尖底器。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及刻划的菱形格纹，这些纹饰将燕山南北、辽西广大地区勾连了起来，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也为此后陶器种类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走近四台人的日常生活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北部的人类主要居住在泥河湾盆地及其周边的洞穴中。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开始走出洞穴，来到相对开阔、水源充足的台地上，开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农业生产活动。四台遗址就是人类由穴居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的很好例证。四台人的房子长什么样？四台遗址已经发现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这些房址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地面皆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还发现西北—东南向的双间排房，北室与南室通过中部的过道联通成排，过道底部残留踩踏面。这些房址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是有一定布局和完善功能的房屋群建筑遗迹，这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半地穴房屋和聚落的雏形，是目前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形制确凿的定居村落，展现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生存方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四台遗址出土的项链饰品，体现出四台先民对“美”的追求。四台人的食谱上有什么？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十分丰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及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工具制作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经初步鉴定，发现的动物骨骼种类有蚌、螺、蛙、鱼、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从骨骼形态来看犬可能为家养。值得注意的是，在遭遇了极寒的末次盛冰期（持续时间大概在2.4万～1.8万年前）后，不少大型陆生动物因气候的变化而灭绝，人类也面临着艰苦生存的境地。当时的人们在扩大肉食资源猎取范围的同时，也扩大了可食植物的采集范围。在距今11000～9000年左右，降水较少，遗址周边为稀树—山地草原环境，植物资源较为匮乏，四台先民主要利用小麦族、橡子、块根类、蒿属、藜属植物资源；距今8000～7000年，遗址周边主要为森林—草原环境，气候属于比较温暖湿润的阶段，此时四台先民有意识地开始了对粟类植物大规模的利用及驯化，他们依然采集小麦族、橡子、块根块茎类植物，但驯化粟类植物已经是先民比较重要的食物来源。四台遗址发现了距今7600年前后的炭化的粟、黍颗粒，还发现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铲类翻土工具，并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结合淀粉粒、植硅体等微体遗存综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7400年前后，四台先民栽培农业已经占有一定地位，进而揭示出华北北部可能是中国粟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四台人还有多样的工具和装饰品，体现古人的智慧。部分动物骨骼被进一步加工成生产工具或装饰品，像动物的肢骨就多用来制作骨锥、骨笄和骨柄石刃刀等骨器。其中骨笛加工较为精细，骨柄上刻有三段花纹。蚌饰、螺壳项链等装饰品则由动物骨骼、蚌壳、螺壳等加工而成，彰显出人们的创造力和爱美之心。种种迹象表明，距今万年前后的四台人大概过着一种定居或半定居的采集狩猎生活，已经迈进了定居社会的门槛，开中国北方地区定居之先河，将北方地区定居史的轴线延伸至万年前。考古发现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万年前聚落的生活图景：四台人选择在坝上高原进行定居。他们挖穴建屋，捕捉动物、采摘植物果实，围着火塘烤火取暖，还用陶锅煮了饭食，享受烹饪的食物……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就年代而论，四台遗址早期正处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遗址地层堆积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房址结构和出土陶器、石器的特征，也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尤其是上万年房址的发现，标志着人类从流动性生活方式向定居形态转变，人类生业方式发生重大变革。采用磨制石器、陶器及农业的出现，一般被视作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四台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址等遗迹，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陶器，炭化粟、黍颗粒等遗物所反映出的这些变化特征，恰恰就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特征，填补了北方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空白。单从石器来看，四台遗址“新旧过渡”的特点更为鲜明。四台遗址的石器按照制作技术划分，有打制、磨制和细石器等几大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锛状器等，加工一般比较简单；磨制石器仅见磨盘、磨棒、穿孔石器，一般是局部磨光；细石器有石核、石片和石叶等，多为燧石或玛瑙制成，加工精细。这些石器可以满足人们在狩猎采集、食物加工和仪式活动等方面的需求。四台遗址早期打制石器较多，磨制石器少且体量小，越往后磨制石器越多，打制石器则不断减少；早期有楔形石核，往后几乎不见，全为锥形石核。工具组合呈现明显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它上承距今1.6万～0.8万年发现较多楔形石核、较少锥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下启发现较多锥形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成为阐释两个遗址之间细石器转变的关键一环。而且四台遗址的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发展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且最直接的证据。四台遗址的发现是我们了解人类利用、适应环境模式，以及进行文化创造的一把钥匙。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生产，“四台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从游猎到定居，“四台人”在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更新内涵，为我们描绘了定居起源、陶器起源、新旧过渡、旱作农业起源的动态图景，成为华北平原的一颗璀璨明珠。泥河湾盆地建立起了距今176万年到1万年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演化序列，尚义四台遗址发现距今10400～64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宣化郑家沟积石冢、崇礼邓槽沟梁龙山时期石城，冀西北远古文化的连续发展，从侧面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些为延长、完善中华文明历史轴线、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讲好远古中国故事，提供了宝贵材料。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